出使辽国的笔记，结合《汉书·地理志》等文献，绘制出《华夷图》和《职方图》，其中标注了辽国、西夏、吐蕃等政权的山川险要，甚至包括"北狄无城郭，随水草迁徙"的游牧习性。这种"退休不褪色"的科研精神，让当时的史馆官员都自愧不如。

政和元年（1111年），九十一岁的苏颂已是风烛残年，却仍在修订早年的《图经本草》。他让孙子苏象先扶着自己，在药圃中辨认草药，发现"远志"的根须与书中记载不符，便立刻口述修正："旧图云根长尺余，今验之，肥地者不过五六寸，瘠地者三四寸，当改之。"这种至死方休的严谨态度，连朱熹都感叹："苏公于学，如韩信用兵，无施不可。"

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，九十二岁的苏颂无疾而终。临终前，他指着书房里的水运仪象台模型，对子孙说："此器虽毁（注：靖康之变中被毁），然法不可绝。"这句话竟成了预言——700多年后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，用整整一章论述苏颂的贡献，将水运仪象台称为"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"。

《宋史·苏颂传》评价他"经史百家之说，至于图纬、律吕、星官、算法、山经、本草，无所不通"，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，在古代中国堪称独一无二。他既是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"验质寻味，穷理尽性"的科研同僚，也是苏轼笔下"温厚长者，而经纬万端"的政治盟友，更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将科学思维融入治国理政的"技术官僚"。

今天再看苏颂的一生，会发现他的两大超前之处：一是"实证精神"——无论是修订本草还是建造仪器，都强调"验之以物，考之以理"；二是"系统思维"——将天文学、机械学、医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。这种特质，让他在理学盛行的北宋显得格格不入，却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座高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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