壤的改造。虞国社会对“实用”的推崇、对“理论”的轻视，并非一朝一夕能改变。朱昭熙采取了各种措施：

她下令修改科学院的成果评审标准，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权重提升至40%（原为10%）。即便某些研究短期内无实用价值，只要在理论构建上有突破，也可获得高额奖励。

朱昭熙亲自撰写科普文章，在《坤泽日报》开设“科学杂谈”专栏。她用通俗语言解释“为什么苹果会落地”“为什么海水是咸的”，将基础科学概念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疑问。

同时，虞国各地设立“科学展览馆”，通过实物演示（如静电起电机、简单的化学反应）吸引民众关注，试图将“探究原理”变为社会风尚。

朱昭熙的目标远超技术层面。她清楚，大明联邦各国虽同源于大明文化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地缘环境、发展路径的差异必然导致亚文化的分化。她为虞国规划的，是以“科学精神”为核心的文化根基。

严肃的求知态度，强调逻辑严谨与实证检验，反对模糊的经验主义；活泼的创新氛围：鼓励质疑与探索，允许“无用”的理论研究存在；注重底层逻辑：要求技术发展必须有理论支撑，而非单纯的经验迭代。

这种文化奠基在短期内难以见效。虞国的工匠们仍习惯按“老方子”锻造兵器，学者们对抽象的数学符号充满排斥，甚至连皇家科学院的研究员们也时常在“理论推导”与“经验试错”之间摇摆。

但朱昭熙坚信，只要教育体系持续输出科学思维，只要教材始终传递“基础科学是技术之母”的理念，虞国终将形成独特的科学文化基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