们找到丢枪的副书记，这位老干部说起这事还直拍大腿，说那天他下班回来，枪就不见了，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生人进来全村都知道。

上海这边，另一组侦查员正在日夜查问出租车司机，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，对于三万多出租车，他们硬是拿着被害人照片，一个公司一个公司地跑。

司机们都说没见过可疑人员。更麻烦的是查宾馆住宿记录，那时候全靠手写登记。

十几个侦查员天天熬夜抄资料，把一万多客人的信息做成卡片，手指都磨出了茧子。

一名侦查员的右手食指肿得跟胡萝卜似的，还在坚持写，说不定凶手就在这些卡片里。

转眼到了12月，专案组再次奔赴云南。这次他们带着更详细的排查名单，可查来查去，不是时间对不上就是动机不足。

有个嫌疑人倒是很可疑，跟副书记有过节，枪丢后就跑缅甸去了。可仔细一查，案发时他正在缅甸赌场输钱呢，根本没作案时间。

1995年开春，公安部召集各地刑侦专家在上海开会。会议室烟雾缭绕，各地来的老侦查员们热烈讨论。

北京来的专家指着地图说，这把枪是关键，从云南到上海，肯定有人带它过来。

8月份，云南警方又发现新线索：有个在押毒贩交代，曾经卖过一把五四式手枪给东北人。

侦查员们立刻第四次赶往云南，这次他们在边境蹲守了一个多月，把会说韩语的东北人查了个底朝天。

有个叫老刀的缅甸线人说，前阵子是有个东北佬在这边转悠，说是做玉石生意，但总打听黑市买枪的事。

侦查员们顺藤摸瓜，终于在一家小旅馆的登记簿上发现个沈阳来的许姓男子，入住时间刚好和枪支出售时间吻合。

更可疑的是，这人会说韩语，还经常往上海跑。

侦查员们为了查案，在云南那真是拼了老命。这帮上海来的干警，学着当地傣族爷们穿起了筒裙、圆领汗衫，脚上趿拉着人字拖。

可你想想，一群北方汉子硬要装本地人，那模样活像穿了戏服——皮肤太白，走路太板正，张嘴就是一股子上海腔调。他们在寨子里转悠，老百姓背地里都管他们叫\"穿裙子的公安\"。

那年国庆节，别人家都在过节，他们蹲在边境线上啃方便面。有个傣族大妈看不过去，给他们送了竹筒饭，还嘀咕这些汉人公安比他们寨子里的狗还辛苦。

可线索就像竹筒里的糯米饭，嚼了半天还是没馅儿。

转机来得特别戏剧性。十月底有个蹲号子的混混想减刑，跟狱警报料说，在岩医生家打麻将时见过枪，枕头底下压着把\"五四式\"，黑得发亮。

这消息让专案组像打了鸡血——岩医生就住在县委大院隔壁，案发那会儿他老婆还在李副书记家当过保姆。

等他们第六次杀到云南，岩医生吓得直哆嗦，说枪是缅甸表哥借他玩的，早还了。

调查发现这缅甸人确实有枪，但比案发时间还早两年。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：岩医生还枪时，他缅甸表哥正在赌场输得底朝天，枪套都当赌注押出去了。

这时候日历已经翻到1995年底，案子拖得连派出所看门的大爷都能背出案情。

一名侦查员有天蹲在澜沧江边刷牙，突然把搪瓷缸子一摔，说他们查案跟这江水似的，光知道往前冲，忘了江底还有暗礁。

他们重新捋线索，发现有个细节被忽略了——李副书记家被盗那天，隔壁正在办婚宴，请的厨子是从缅甸来的。

这次去云南的队伍可是精锐尽出。领队的是刑警大队大队长，这个老刑侦眼角的皱纹比档案袋上的褶子还多。

跟着他的都是狠角色：副大队长，破案时总爱嚼槟榔，牙齿都染成了红褐色；刑科所的专家，戴着瓶底厚的眼镜，看个指纹能趴那儿研究一整天；

还有两名年轻侦查员，这俩年轻人查起案来跟拼命三郎似的。

出发前，公安局领导拉着大队长的手直叹气，说这都第六趟了。

话没说完，大队长就打断他，说领导放心，毒贩子最爱配枪耍威风，这次他们重点查这条线。

领导一愣，随即拍了拍他肩膀——这老伙计把他想说的话都说完了。

这帮人真是豁出去了。一名年轻侦查员当时才二十出头，连对象都没谈，在动员会上红着眼眶说，案子不破，他就在云南扎根了。

把大伙儿都逗乐了。大队长更绝，直接让老婆把换洗衣服打包寄到云南，摆明了要打持久战。

1996年5月，六个人又杀回云南。一名侦查员还是那身滑稽打扮：花筒裙配人字拖，活像个不伦不类的傣族